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逻辑意蕴
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两个结合”是中国人取得胜利的最宝。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总结“两个结合”的历史经验，增强坚持“两个结合”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第一个结合”是中国人取得胜利的基本方略。一百多年来，正是中国人自成立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坚持运用中国语言、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断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了解和科学运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得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博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提出、“三座大山”的推翻，无不是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基础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成果和产物。这不仅是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成果不容忽视的中国实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志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同志还赋予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以全新时代内涵，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因此，要明辨时代主题的变化，不断更新、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理论和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通过中国字、中国话、中国文化表达出来，才能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熟悉、所掌握，才能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人取得胜利的“灵魂法宝”。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在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博弈中胜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命题中尤其注重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五四”之前士大夫阶层那种保守性与封闭性的精神气质不同，当时“五四”知识精英极富开放性与批判性，普遍认为救中国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不能从中国本土的精神源泉中汲取，一定要从外面引进。如果中国的近代化只完全承袭这种思维和话语，那么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文化很可能会丧失殆尽，未来的精神谱系也就自然失去了深厚的根源。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党更是人民的党，先进性促使我们党能够走在时代前列，人民性保证了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人民，因此我们党能够在革命的道路上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响应中国人民的朴素需求，坚持正确的传统文化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极具开放性与批判性且强调引进外来文化的知识精英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党时刻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持续涵养、提炼升华并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和坚实文化基础。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生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提供了肥田沃土，两者的相互作用才为中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决“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问题进行正确的思想指引奠定了厚实的理论和文化基础。中华民族要迎来伟大复兴，就需要继续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注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时代元素，并使之继续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发展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属于中华民族的“科学社会主义”，方能书写“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新篇章。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落地生根的肥沃土壤，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又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凝练了宝贵辉煌的历史经验，这是“两个结合”中最为坚实的历史发展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在基因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同质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可以实现中国化时代化，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坚持“两个结合”这个课题。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这个特质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相统一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属性也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民至上观点相一致，这些都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就产生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思想。进入21世纪，中国又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注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质。不管是提倡“”，还是“讲文明、树新风”，实际上都有着中华传统美德的根基，人们能够在第一时间接受这种观念，也源自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气质。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根基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第二个结合的新境界的开辟就理所当然了。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了延展的内化之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广泛的文化融合接口。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华夏文明历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未中断过，但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水平的影响从而形成一些陈旧、糟粕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性转化，对其进行批判继承的创新性发展。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设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擘画的美好愿景的相近相似；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中的实践论不谋而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反映出的物质决定意识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碰撞相通；以及荀子、张载、王夫之等人的唯物论，老子、《易经》、程颐等人的辩证法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都可以与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敞开胸怀迎接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思想到人文精神，从教化思想到道德理念，从伟大梦想到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多层次的融合交流、更新创造，大大加快了两者融会贯通的进程。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为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深层次的思想理论源泉。经历了五千年打磨的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根”又是中华文明的“魂”，在这样的文化底蕴下培育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未来面对世界文化激荡的底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终归宿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本土化时代化的科学的思想和学说，我们学习和使用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单纯地为了维护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中找到契合点，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灵魂，以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为血肉，最终形成有灵魂、有血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
党的领导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原则旨归。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可靠的领导力量，没有中国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领导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已为历史和现实所雄辩证明。中国是不断推进“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领导力量。文化主体性是中国领导人民在文化活动中体现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集中体现为对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为。党领导人民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也是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文明发展历程。因此，怎样看待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怎样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继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开辟什么样的新境界，在何时继续开辟新境界，这些问题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向，这些问题曾给中国社会发展道路蒙上层层迷雾，而在中国的领导下，我们成功交上了人民满意的答卷。
文化自信是推进“两个结合”的精神基石。“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民族和实践的新内涵。习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更要明白马克思主义不是舶来之物，中华民族是富于创造力的民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等，就可以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关系脉络，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为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丰富的传统文化基因。
理论创新是我们推进“两个结合”的应有之义。“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一方面，“两个结合”要求我们萃取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并将其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两个结合”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更为自信从容、科学全面地深入挖掘和充分运用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让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充满创造活力、不断打开创新局面。“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既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又让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在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中持续涌现。